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提醒领区内中国公民关注口岸信息

有趣的是，联邦众议院曾经为一项修正案展开投票，这个修正案要求宪法法院来适用这个标准做出裁决，也就是说，反而有的政治家希望法院来完成这个任务。

1999年《芬兰共和国宪法》第109条规定了议会监察专员的职责，是监督法院、其他公权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公共团体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试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因此，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支持。监察委员会要按照管理权限，对所辖范围内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六）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设党的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关，同时根据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以监督各级国家机关和各种公务人员是否履行其职责，并纠举其中之违法失职的机关和人员。1986年恢复设立行政监察机关，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3〕4号）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

新中国行政监察体制参照苏联建立。《条例》和其他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构建了强大的党内监督体系，使管党治党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但还需要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制，这有利于形成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宪法法院有权进行审查时，他们为了防止自己置身于政治漩涡，主动避免介入审查中。

事实上，合宪性审查可能是整合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在两岸的宪法学界之间，就未来的国家统一过程里，哪一部宪法将成为统一的基础，也一直存在争论。这或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欧洲人权公约和英国人权法案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

在意大利，这种具体的规范审查是更加主流的情况，因为意大利并没有建设起个人宪法诉愿的制度。穆斯林丈夫在宪法法院辩称说我们是幸福的一对儿，发生的争执应当被纳入文化的多样性而得到容忍。

在德国，如果一般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确信本案涉及的法律违反了宪法，他应当中止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并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解释请求。争论的核心是宪法应当被宽泛地解释还是狭窄地解释，这一取向将决定着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边界。当然，如果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让官方接受的做法，法国模式也不失为合宪性审查的选项之一，但是法国模式仍然非常特殊，这个模式仍然有无法掩饰的问题。您可以看到，今天在座的有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四位学者，我们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模式进行对比观察，我们会向您提问，您也可以向我们垂询。

法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我记得，另外一组法官曾经出现过一次4比4的结果，当时是选举案件，四票由保守派法官投出，四票由社会民主派法官投出，但是这种情况太少了。这正是中国宪法所面临的问题。最后的情况是，联邦德国存在于一个更加广阔的疆域里。

在德国的经验里，由于存在强大的司法审查的机关，尽管法律是在相对独立、司法无法事先介入的立法机关中制定，立法者仍然会仔细斟酌这一法律的合宪性，尽可能减少其内容在抽象或者具体的司法审查中被宣告违背宪法而无效。有趣的是，联邦众议院曾经为一项修正案展开投票，这个修正案要求宪法法院来适用这个标准做出裁决，也就是说，反而有的政治家希望法院来完成这个任务。

这时候的党派大多是通过意识形态分界的，彼此之间很难形成协调或者合作。据我的了解，在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宪法委员会的秘书处要为委员会行使宪法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职权做很多准备，秘书长事实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

在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主权的承担者是人民，主权倚赖人民的代表行使，但是代表们并不等同于主权。这也为宪法法院守护民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公正的么？这是否意味着联邦德国的国土扩大了，人口增多了，还是别的什么？对于当时多数的政治家来说，他们都怀抱着一种感觉，我们比那边过得更好，能够加人我们他们会很高兴。进入 季卫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审查制度 合宪性审查 。在德国，宪法整合社会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这样就出现了问题：制定法律的主体同时也是审查法律是否违背宪法的主体。

马天赐：比利时在金融危机中出现了著名的富通门事件。在1951年建立之后不久，联邦宪法法院事实上就卷入了政治争议中，当时存在的一种观点是，联邦宪法法院让德国纳入到西方的体系里，这将使得两德的统一变得更加的艰难。

我们今天希望能进行一场关于宪法审查的深度探讨。这个案件里，刑事法庭后来接受了宪法法院判决的结果，但是是带着踌躇和迟疑的。

紧急状态制度在当代社会某种程度上并未远去。前政治家的人数不应该太多，毕竟政治家的行为标准和法官的标准并不相同，政治家到法官的转型也并不容易。

过去的岁月里，我曾多次和民法学者展开激烈的辩论，很多民法学者认为，我们不需要宪法法院的帮助就能处理这些问题，私法足以完成这个任务。这本应是费城立宪之后第二部包含司法审查的宪法。作者简介：迪特·格林，德国洪堡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这里也提一下意大利的例子。

既然您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最一开始，我想首先澄清的是，哪个模式更加适合中国，这个问题非常难以回答。就这样，1949年，基本法生效，其中涉及了一些有关司法审查的条款。

第三是对联邦政府机构之间的争议做出的审查，即根据宪法对联邦机构的管辖和权能做出裁判。所以关键在于，要把表达安置在其产生的语境去判断，看看这句表达在特定的情景中所实现的效果。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没有实施宪法的工具，那么宪法也就不再重要了。

我甚至感觉欧盟现在的声誉正变得越来越糟，不仅在德国一地，在其他地方也受到了很多质疑。我很好奇的是，市场又不是人，它如何平静呢？ 德国宪法法院正是通过个人诉愿的形式受理了争议，并且判决欧洲中央银行的做法逾越了自己的权力界限。我认为基本法填补了之间的缝隙，这至关重要，因为联邦德国的人总是觉得自己身处两德之间更优越的一个。季卫东：我们知道，在成文法国家，无论是基于人民主权的理论还是议会至上的理论，立法权一般有至高性。

在德国宪法法院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社会的风潮来回变换，法院也随着社会的变动而调整自身，当然，文化或者宗教所造成的分歧也有必要得到容忍，这也给法院提出了更高要求。当然，必须承认，魏玛宪法中有着不可回避的重大错误，当时的制定者并未能够预见其后果。

这样，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里，尽管很多条文饱受争议，但是合宪性审查的条文，即是否设立一个具有强大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的条文，却并未受到太多诘难。比如，如果示威游行被政府解散，而游行的组织者认为这一解散的做法违背了宪法第8条所保护的基本权利，这位公民首先要做的是去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但是在德国这个必要性不大。格林：在金融危机中，政府的行政权力必须从速反应，有所行动，这使得救市行动很难经过议会程序，这也留下了隐患。